◆譯者：郭和卿
西藏佛學傳至宋末，邪說紛紜，佛教僅存形象，已至沒落的時期。幸賴阿底峽尊者來藏後，加以整頓和繁榮，使西藏佛教成為中興時期。故此振興西藏的佛教，當從阿底峽尊者算起。二百年後，西藏佛教戒律廢弛，顯密水火，又使佛教臨到沒落的時候，幸賴宗喀巴大師依據阿底峽之學說，進而作發揚光大，並兼取西藏諸大德的譯著諸籍，抉擇其真實，用以補充而成為大師所倡導的完整無缺之學說。這樣的顯密兼備，完整無缺的宗喀巴之學說，自明代至於今日，將近六百年來，流行於東亞而未衰。究其何故而有如是之力量？部分有偏私成見者說：「格魯派宗喀巴之教義，能遍興於西藏和其他諸方隅，是依賴政權之力而達到的。」這種說法，是不依據史實而說的。實際上宗喀巴所倡格魯派之教法的興起，及其最盛時期，都在宗喀巴大師住世的時期中。那時，後藏的政權仍有部分歸於薩迦派統治，而前後藏的政權歸於帕竹派的手中，格魯派無政權之可言（後期從五世達賴始有政權）。故正直無私的說法應是：宗喀巴大師不忍西藏佛教之沒落，力挽頹風，首先振興佛教之根本──在戒律的基礎上，倡導聞、思共通道（顯教）經論要義，實踐修學淨治身心，然後導入不共通道（密宗），使應化有情能迅速達到成佛之果。尤其是大師以身示範，如本傳所載的善巧、戒嚴、賢善，以及講說、辯論、著作和修行成就諸功德的感召，使蒙、藏、康、青、漢地等諸方信眾，大都衷心地自願接受格魯派的教法，大都虔誠地尊崇大師的德風。甚至其他寧瑪、薩迦、噶舉等派的住持教政者，亦感覺若仍守頹風，即有失去群眾信仰，歸於滅亡的趨勢。由這種自然的趨勢，使其他各派的領導人，也來依止於宗喀巴座前，聽受其學說，學習其德行，然後對各自宗規，亦作適當的改革。所以可以說當時格魯派的宗風，各派無不尊崇！特別是宗喀巴大師利益佛教和眾生的事業之廣大，除釋迦佛世尊能與媲美外，確無他人，因此諸方都贊大師為第二佛陀。由這樣改革已衰之佛教和德風德行之善舉，而形成格魯派普遍繁興於各方之勢力。此為研究藏學者不能不作細研之課題；亦為研究西藏政治和史學者不可不學之珍貴資料。欲達到此目的，則本書中具有實際的答案和翔實的資料，願治藏學者一讀之。
本書作者為善巧精通十種明處，並能廣說雄辯一切經論要義的法王周加巷（此名係按照一九八二年青海人民出版社所出本書藏文版原譯名而寫的）。他係清嘉慶和道光年間人，其所著本書有四個特點：一、記載翔實，所有宗喀巴傳記不下三十餘種，無一有如此書廣泛周密的；二、本書所記宗喀巴大師的德行宗風，無一出自作者杜撰，全部史料都根據西藏諸大德的著述而來，可謂集一切宗喀巴傳記之精華於此一書中；三、本書除引據本宗派克珠杰和多敦・絳伯嘉措的著述外，大都引據寧瑪、薩迦、噶舉等其他各派的領導人士所著論述或宗喀巴傳中，對宗喀巴大師作出實際的最高評價等，這樣不僅避免了本宗派自贊之嫌，而且能杜絕他宗派由偏私忌妒的動機，對宗喀巴妄作非議之口；四、作者於散文斷句處，增加中間贊頌，更使本書詞藻華麗，錦上添花，尤其是作者所作的中間議論，理論精湛，闡明顯密教義之奥秘，確非一般佛教徒所能企及。
但是在藏文鉛印本第二章第三節所分出的七項標題，每項都是從原文提出以作標題後，復在正文結束處，重敍與標題一般無二的文句。這顯然是原校訂者為了對原著不减字句而作，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漢譯的文章結構上，若仍照藏文譯出，則犯重述標題之過。故當從略，特此申明，並非漏譯。
此一空前巨著，詳述宗喀巴大師的史跡而無遺，全文為頌詞與散文相間體，這是印、藏文學的風格，在西藏對於此種文筆評價很高。因此，全部史冊，幾等於一部巨大的長篇史詩，而且内容涉及顯密教法，十種明處，行文艱深，可想而知。譯者雖已是八十老叟，對於佛學仍是如愚昧無知的孩童，才疏識淺，錯誤難免！何況我在譯此巨著過程中，舊有心臟病，前後復發二十餘次，休克八次，每次都是心急跳，手麻木，竟不能寫一字，竟不能思一事，頭腦昏昏，心思茫茫，只好中斷譯筆！但是我素願人生的價值，當為社會人類作有貢獻！願在手執譯筆的當中，呼吸停止而死去，死神於我何懼之有哉！賴此精神支柱，並思及如上所說宗喀巴大師史跡的重大意義，待得心脈平靜，手指靈活，我復重上征途，繼續提筆戰鬥。今幸從生死搏鬥中，完成此全部譯事。對此全部譯作之水準，雖不敢云為上乘，然而我確是全力以赴，費盡了我的體力，流盡了我的心血。尤其是在譯完此稿後，抄稿亦須我親手抄寫。在譯抄竣事時，我即病倒，不思飲食，精神萎頓，大瀉肚、腹鼓脹、腿腳腫。經北京市朝陽醫院用聲、光、電器細查，確診為近年來因勞傷肝，使肝硬化，現無可治之藥，亦不能動手術。只有善自保養，心情愉快，豐富營養，以求延緩惡化的時間而已！既是如此，我確為譯此宗喀巴大師傳，而獻出了寶貴的身命，符我素願，死而無憾！但願讀者憫我此情，珍惜此書，則我死亦瞑目矣！八十老叟從此擱筆，告別譯壇。謹述此衷誠，希所有賢達，多加諒恕。
譯者 郭和卿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一日於北京
附記：郭和卿居士在完成本書譯稿後，一九八六年四月廿八日二時在北京逝世，終年七九歲。郭先生是四川雅安人，漢族，一九〇七年十一月廿五日生，一九一九年四川雅安高級小學畢業後，先後拜藏族學者謝國安、充格西、色拉寺高僧阿旺朗嘉為師，學習藏文和佛學。一九三五年後，受聘擔任班禪大師駐成都辦事處藏文秘書、西康省主席劉文輝的藏文秘書等職。一九四九年十二月，郭居士隨劉文輝部起義，一九五一年受聘到蘭州西北民族學院任教授。一九五二年任北京菩提學會理事，從事佛教經典的翻譯，同時為中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翻譯新聞廣播稿。一九五六年參加青海民族出版社藏文室編譯工作。六十年代文革期間，郭居士身處逆境，在非常困難的條件下，堅持藏文典籍的翻譯工作。文革以後，郭居士得到平反，乃再以古稀之年，多病之軀，勤奮不懈，完成了《西藏王臣記》、《青史》、《布頓佛教史》、《塔爾寺志》等書的翻譯並交付出版。一九八五年郭居士譯完《塔爾寺志》後，又將《至尊宗喀巴大師傳》譯成漢文，並在一九八六年初將譯稿寄給出版社，其後數月，即有居士溘然長逝之噩耗傳出。郭居士這種為三寶奉獻，死而後已的精神，使人感佩至深。郭居士臨終遺言，將平時積存約一市斤的黃金捐獻給色拉寺，為其恩師阿旺朗嘉塑造身像，以表示對師長的崇敬和懷念；將多年克勤克儉積蓄的一萬元稿費（含本書的稿費）捐獻給青海民族出版社，作為獎勵優秀藏文編譯人員的基金；又在病榻之上，多次提及完成《至尊宗喀巴大師傳》的翻譯，使他死而無憾。斯人斯言，將永遠銘記在我們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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