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我與辛亥革命時的佛教
辛亥年夏天，我從粵回滬，在哈同花園住了幾天。烏目山僧宗仰，別號小隱，在園經印頻伽藏。又遇溫州僧白慧亦寓園，頗作詩唱和。至寧波，得詩友馮君木、章巨摩、穆穆齋等。轉赴普陀山度夏，印光法師閱我的詩文，深為讚許，和我的掩字韻以勗勉，每深談數小時不肯分手。從此，印光法師也與我有了較深的感情。時各省以辦地方自治的新政，佔奪寺宇寺產益急。江浙等省僧徒在上海會商，擬請八指頭陀赴北京向清廷請願。我為八指邀至天童，擬具請願保護及改革振興佛教計畫書稿，並請上海神州報主筆汪德淵以為裁定。我贈八指頭陀，有「攜將太白山頭月，要續元黃佛性燈」句。旋因入秋後，川漢鐵路風潮日緊，八指頭陀未果行。我以昱山招，又回汶溪閱藏經，遇楚詩僧豁宣，以詩文雅相愛重，後亦成為與我友誼深厚的一人。不久，辛亥的大革命，便從武昌爆發，蔓延到上海、寧波。相繼光復後，我即出甬，漫遊滬、杭以至江淮各處。以思想言論的相近，最先聲應氣求者，為各地中國社會黨人。
那時，各地僧眾亦有組織僧軍參加革命軍的。上海的一支，且曾實際參加攻南京的聯軍，率領者即為現在靈隱的玉皇方丈。紹興亦編成數百人，以諦閑法師為統領，開元寺僧鐵巖副之。而我則從佛教本身改革以建立新佛教為事，乃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即赴南京發起佛教協進會，就毗盧寺設籌備處。時毗盧寺方丈溥常開澡堂暫維生活，中國社會黨支部等社團林立其中。我擬會章宣言等，具呈臨時政府立案。有社會黨員粵人某，係孫總理鄉親，時出入總統府會孫大總統，逕偕我造總統辦公室謁孫，孫總統令在同座的馬君武與我談話，我與談佛教協進會的內容，頗荷贊許。回毗盧寺正進行間，遇仁山亦到京。仁山出祇洹精舍後，值江蘇僧教育會就南京三藏殿開辦江蘇僧師範學堂，由月霞、諦閑先後充監督，學僧戒定慧三班約百人，以仁山為翹楚。但仁山剃度於金山寺房頭觀音閣，房頭僧時受寺僧凌壓，仁山在學堂時亦因以受其排擠。革命軍攻南京，僧師範停辦，至是仁山因擬上書教育部以金山寺改辦僧學堂。我因告以佛教協會的方針，及此時非辦一學堂的事，須謀新中國的新佛教建設，若能照協進會的會章進行，則辦僧學亦自為其中的一事。仁山大喜，謂有同學數十人在鎮江，亟邀我同往就金山寺開成立會。我以會址在南京為宜，但成立會可就金山寺召開，遂同到鎮江住觀音閣，與寺中方丈青權、監院蔭屏、知客霜亭等，籌設開會會場，印發會章宣言，通告鎮江、揚州、南京、上海的各處僧眾，及鎮江軍、政、商、學各界。青權等對仁山深抱疑忌，約揚州僧寂山等來寺陰為戒備。我的會章雖含有以佛教財產辦佛教公共事業的社會革命意味，但係取和平步驟，故坦然未以為慮。
開會時，到二三百僧眾，而各界來賓亦到三四百人，以鎮江社會黨員佔多數。發起人推我為主席，講明設會宗旨，宣讀會章，尚稱順利。但仁山演說後，即有揚州僧寂山登台演說批駁。激動仁山怒氣，再登台歷述青權、寂山等向來的專制，提議即以金山寺辦學堂，全部寺產充為學費，來賓大為鼓掌。寂山向僧眾高聲呼打，羣眾騷動。來賓即有以手杖擊寂山頭者，寂山、青權等懾伏，遂通過仁山的提議，並推舉我與仁山負責接收金山寺為會所，籌備開辦僧學。我以當日的會場秩序已亂，乃依會章推定職員而散會。當晚，仁山率二十餘同學入寺劃定會所房屋，次晨即開始辦公，入庫房查點帳簿及向禪堂宣布開學。但青權、薩屏、霜亭、寂山等已避居寺外，登報及分呈官廳以圖反對推倒。我以仁山等只埋頭在金山或鎮江進行，我非再回南京去不足以穩定基礎，開展全局，遂以鎮江事概付仁山主持，自去南京。始知各報輿論及官廳態度，對本會已有不利。方計辨正挽回，而霜亭等已於某夜率工役數十人，打入會所，仁山等數人受刀棍傷，遂起訴法院，經月餘判青權、霜亭等首從五六人數年或數月的徒刑，而會務及金山寺務均因以停頓，紛不可理。時八指頭陀在上海集商發起中華佛教總會，金山乃推為方丈，並邀我同到金山。八指因商我停止佛教協進會的進行，共同一致的去辦中華佛教總會。我與之偕回上海，在留雲寺開會，到諦閑、靜波、鐵巖、圓瑛、應乾、及陸軍部代表王虛亭（後出家名大嚴）等百餘人，但以籌助陸軍部軍餉，請臨時政府保護佛教為題，我遂暫置不問。未幾，南北統一，議和成立，政府頒大赦令，青權等釋出，仍回金山原職，佛教協進會亦告結束。
南京臨時政府的時代，除我領導的佛教協進會及八指頭陀領導的中華佛教總會外，另有謝無量發起的佛教大同會，及李政綱、桂伯華、黎端甫等七人所發起的佛教會。大同會曾來與我洽商，未幾即滅。佛教會初起，布告、會章、及孫大總統復函，聲勢張甚。逮發第二布告，以斥罵僧尼四眾，有一舉摧滅之而另建李政綱等新佛教企圖，大受全國佛教徒的抨擊。反之，其時中華佛教總會，則依各省縣原有的僧教育會改組為分支部，已有成為全國佛教團體的趨勢，李政綱等乃自動將其佛教會宣布取銷。然各省佔寺奪產之風仍熾，而中華佛教總會尚未得北京政府批准，認為法團。時道階為北京法源寺主，文希亦在北京，乃邀八指赴北京以奠總會基礎。值內政部禮俗司杜某，方分別寺產以議提撥，八指力與爭論後，歸法源寺而歿。詩友熊希齡等以其事聞袁大總統，遂用教令公布中華佛教總會章程，會章始生效力，然趨重保守而無多改進的希望。上海開八指頭陀追悼會於靜安寺，我撮佛教協進會的要旨，演說佛教的學理革命、財產革命、組織革命以抒所悲憤。佛學叢報為文抨擊，我作「敢問佛學叢報」以駁難，亦為辛亥革命中佛教波瀾的尾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