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民初間思想行動的不安定
民國初年，我二十四歲，以所辦佛教協進會的失敗，繼以八指頭陀的逝世，對於佛教的前途頗抱悲觀。加以種種世緣的牽扯，於佛教大有離心的趨勢。遂又氾濫於各種新舊譯著的小說文學書以自消遣；所以民國元、二、三間各書坊所出或優、或劣、或古文、或白話（如林紓、李涵秋等）的文學作品，鮮有不披覽者。每悲歌慷慨的藉詩文以抒其抑鬱，化名在一般報紙雜誌上投稿，習為文人名士的落拓疏放，對於佛教已若即若離；然終不與佛教絕緣者，則道誼上有八指頭陀曾喚我入其丈室，誦孟子「天將降大任」一章以勗，及豁宣、昱山的時相慰勉，而奘老的待我始終溫和護惜，亦為一種深厚的關係。然有兩件事可言者：則為諦閑法師的接任寧波觀堂（後改觀宗寺），及中華佛教總會的請我主編佛教月報。
清末民初間，寧波的延慶觀堂，是僧眾中最惡劣的馬流僧巢穴。民元冬，觀堂以寺僧的腐敗不良，被地方官廳封閉，所有的僧眾盡皆驅逐離寺，令中華佛教總會鄞縣分部另選妥僧住持。時住持鄞縣分部的是七塔寺岐昌和尚（即水月法師），被推舉為住持的，有心愷、諦閑等四人，心愷等皆辭絕不來，而諦閑法師亦逡巡未敢接任。時式海法師在平湖報恩寺，領導著佛教弘誓會的桂明、志恆、英修、靜安等一班人，聞觀堂事，深以可據為弘誓會會眾道場；靜安等走叩諦閑於上海，極力慫恿他去擔任方丈的名義，關於實際，則不論財力上、人力上，概由會眾負責，以免諦閑法師的顧慮。諦閑因此乃於民二的正月接任觀堂住持，式海、靜安等以從前被逐的馬流僧常來騷擾，乃請曾率僧軍的玉皇坐鎮客堂，又邀我為計劃弘誓會的一切進行事宜，我因與諦閑法師及式海、靜安、玉皇等在觀堂同住了一個多月，為撰定佛教弘誓會的緣起及章程，而我與玉皇的友誼亦從此深締。不久，觀堂改稱觀宗寺，基礎穩固，諦閑法師的法徒等，不願有弘誓會全權獨攬的支配其中，與式海、靜安、桂明等勢不相容。旋式海等相讓退出，我則已先離去，而玉皇未幾亦因與諦閑法師大起衝突，脫離觀宗寺來依我住，我時住在奘老所住持的寧波西河沿觀音寺。
民國二年三月間，中華佛教總會以會章經大總統教令頒布，於上海靜安寺開正式成立會，到各省代表有江西大樁、雲南虛雲等，舉冶開、熊希齡為會長，靜波為副會長，道階為駐北京辦事處長，文希為總務主任，我為佛教月報總編輯，仁山、宣天磐等皆住會辦事，而應乾、圓瑛、陳醇伯等不常駐會，並邀玉皇亦來會任庶務之職。我因此住在辦事處的清涼寺，主編月報。起初的一期，正值道階法師在北京法源寺開佛誕二千九百四十年的大會，盛況空前，是佛教月報上可紀念的一大事。我除編輯以外，也在第一期上特撰了佛誕紀念的文字。第三期起，以在黃中央（即宗仰）所開的印刷局去印的緣故，我又改在他那印刷局住了兩三個月。第三四期似已延期了；第五期稿編好了，因欠了印刷費而沒有印出，我亦即離職他去。我在佛教月報上，大概撰了無神論、致私篇、宇宙真相等理論的文章，文希、天磐、仁山也為報上撰文的要角。起初的兩三期頗有些精彩，在當時的佛教團體中有此也算不容易了！暇時，我與文希、仁山、玉皇、宣天磐等優遊雅敘，以縱橫其上下古今的談論，亦頗得朋友之樂。不久，因與靜波等齟齬，仁山與善亮、少青等先赴江西，他們三人後來在二次革命間受了一番牢獄之災。文希、天磐等亦次第離去，我與玉皇遂亦各自奔前程了。當時的佛教總會，確為中國空前所未有的全國統一團體，除了北京一隅另有一北京本地和尚所組的中央佛教會對抗者，其省支部有了二十餘省，縣分部有了四百餘起，也可算中國當時一龐大的人民團體了。本來大可以有為，乃冶開、熊希齡的掛名會長既全然不問，實權及經濟全操持和仰賴於靜波──即清海、應乾二人。中樞沒有領導計劃的人才，加以民三後袁政府以摧殘解散各種民眾團體為能事，故入民三由靜波改為「中華佛教會」後，僅留存得清涼寺門口一銅招牌了。
除在觀宗寺月餘，及在佛教總會四五個月之外，從民國元年的春天到民國三年的夏天，這兩個半年頭中，我似不曾做過關於佛教的其他事業。但為僧俗的友人所邀，閑遊於上海、寧波、杭州、紹興間的時候較多。鐵岩（即民五反袁時在杭州被殺的許鐵岩）在民初邀我在紹興開元寺住了兩三個月，所以在紹興結交了不少的朋友，如楊一放、王子餘、王芝如、楊小樓、金大白（即劉大白、陳誦洛等）。在上海曾有呂重遠等辦良心印刷所，邀編良心雜誌。民三，楊一放、王子餘等邀住紹興徐社，專為紹興的禹域新聞撰作論文，也混了四五個月，曾遊紹興的蘭亭、禹陵、南鎮、石屋諸勝。但我內心中善根佛種的時時喚醒我，終不能安處於一般的塵俗生活。到了民三的五六月間，再不耐和光混俗的下去了，乃於秋間入普陀閉關，以「大陸龍蛇莽飛動，故山猿鶴滿清怨，三年化碧書生血，千里成虹俠士魂，一渡蓮洋渾不憶，爐香鐘梵自晨昏」；結束了這一期的夢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