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新學和革命思想的侵入
循我出家修學的路線以前進，至於閱藏經而有契乎般若、華嚴，已造於超俗入真的階段，由是而精純不已，殆可通神徹妙，由長養聖胎以優遊聖域，而緣會所趨乃有大不然者。當我正在禪悅為食、法喜充溢的時候，乃有溫州僧華山別號雲泉者，與淨果、淨寬為故友，亦慕藏經閣閒適，翩然暫來栖息，日翻閱禪錄以資談柄。華山在少年時，已蜚名講肆，文字口辯俱所擅長，其詩、書、畫，亦頗堪酬應；而疏放瀟灑，敏感過人，在當時的僧眾中，開新學風氣的先導。已於杭州與僧松風等設辦僧學，交遊所及，多一時言維新辦學校人士。每向我力陳世界和中國大勢所趨，佛教亦非速改革流弊、振興僧學不為功。我乍聞其說，甚不以為然，且心精勇銳，目空一切，乃濡筆為文與辯；泛從天文、地理，雜及理化、政教等，積十餘日，累十數萬言。淨寬等見相爭莫決，出為調解。我亦覺其所言多為向來的中國學術思想不曾詳者，好奇心驟發，因表示願一借觀各種新學書籍。就其所攜者，有康有為大同書，梁啟超新民說，章炳麟告佛弟子書，嚴復譯天演論，譚嗣同仁學，及五洲各國地圖，中等學校各科教科書等。讀後，於譚嗣同仁學尤愛不忍釋手，陡然激發以佛學入世救世的弘願熱心，勢將不復能自遏，遂急轉直下的改趨迴真向俗的途徑，由此乃與華山深相契好。華山往來杭州、寧波、普陀，而時得出入西方寺者歷半年之久，相見往往深談累日。次年夏間，七塔寺請諦閑法師講四教儀，江浙的禪師名僧多來集聽。華山欲於中有所鼓吹宣導，因與淨寬力邀我亦去參加聽講。我其時在禪慧融徹中，俠情噴湧，不可一世，故因圓瑛被拘縣衙，竟不顧觸怒八指；但因此而暫避平望，乃又遇栖雲而深入一層的俗塵。
栖雲姓李，湖南人，似聞曾赴考中秀才。弱冠出家，嘗從八指頭陀等參學，歷五六年，又捨而去日本留學速成師範，加盟孫中山先生的同盟會，與徐錫麟、秋瑾等回國潛圖革命。曾充教員於秋瑾在紹興所設學校，時以僧裝隱僧寺，亦時短髮、西裝、革履，招致人猜忌。我初遇於平望小九華，而大受其革命思想的掀動。傳閱民報與新民叢報的辯論，及孫先生所講三民主義，鄒容革命軍等。但我初不稍移我以佛法救世的立場，只覺中國政治革命後，中國的佛教亦須經過革命而已。入秋後，我因圓瑛已得八指頭陀救釋，八指對我亦已諒解，即仍回甬上。而栖雲已於此時被捕吳江縣，轉解蘇撫，蘇撫湘人，與八指頭陀為詩友，我因力請八指向蘇撫保釋栖雲。先數年，以各地的佔寺產、興學校，日本僧伊籐賢道等，乘機來中國以保護佛教為名，誘三十餘僧寺歸投本願寺，興辦僧學。案發，清廷准各省縣設僧教育會，自辦學校，保護佛教，而解除與日僧所訂條款。寧波推八指頭陀為會長，圓瑛、栖雲及我，亦均在寧波有所襄贊。華山在普陀亦繼之以興，計劃寧波與普陀各設人民小學一所，僧徒小學一所。入冬，江蘇僧教育會邀八指頭陀去參加成立大會，我與栖雲等隨往，各有演說，遇昔同住天童詩友惠敏、開悟，時已在楊仁山居士所設祇洹精舍肄業，亦同來赴會，彌增愛好新學的熱烈情感。
次年──宣統元年，在南京祇洹精舍做學生半年，又在普陀化雨小學做教員半年，年底方退回西方寺續閱藏經。乃未及一月，栖雲忽來力邀往遊廣州。因去夏栖雲曾至香港、廣東，值廣州白雲山雙溪寺請其友僧月賓開十方叢林，栖雲以祝八指五十九壽期返寧波，月賓託由寧波約僧人同去，栖雲以我長文字宣傳，欲邀去辦廣東僧教育會，我乃偕同過上海，訪狄楚卿、陳鶴柴等於時報館，投詩晤談，乘舟南行，有「幻海飄蓬餘結習，亂雲籠月見精神」句，意興甚豪。過香港，旅居數日。栖雲與革命黨人往還，談革命殊為激烈。旋赴廣州，在白雲山安住下來，時我一方面住居僧寺，以宣揚佛學及發表詩文，與官紳學界士大夫交遊；復以栖雲移寓省城浮印寺，所交黨人粗豪放浪、橫蠻詭怪者無所不有，我既與之往返甚密，亦時與俱化。而各種秘密集會已時參預。令我煅煉成敢以入魔、敢以涉險的勇氣豪膽者，皆由於此；使我便為斫[跳-兆+也]不羈，失去原來的純潔循謹者，亦由於此。栖雲短小精悍，膽大辯捷，光復後，隸陳炯明部下為團長，又曾任清鄉司令及兵站司令等。
粵友中交有潘達微、莫紀彭、梁尚同等，大抵皆新聞記者。但其思想以社會主義或無政府主義為近，以是紛紛以托爾斯泰、巴枯寧、蒲魯東、克魯泡特金、馬克斯、幸德、秋水等譯著投閱；張繼等數人在巴黎編出的新世紀，亦時送來寓目。我的政治社會思想，乃由君憲而國民革命，而社會主義、而無政府主義。並得讀章太炎建立宗教論、五無論、俱分進化論等，意將以無政府主義與佛教為鄰近，而可由民主社會主義以漸階進。次年，廣州黃花崗一役後，官廳與革命黨的相爭益迫。李栖雲等有由越南輸槍枝的密函，為官方查獲。從三四處逮捕得李栖雲等多人，又於李栖雲處檢得我弔黃花崗七古一首；此詩被認為有革命黨嫌疑，曾揭載粵、港、滬各新聞紙，有以「阿彌陀佛的革命」標題者。我已從白雲山雙溪寺退居城內江西會館，粵吏猶以我為雙溪寺住持，發兵兩營上山圍捕，我在城得友人通報，匿居潘達微平民報館中。在山寺既人證都無所獲，我又祇有一首詩的嫌疑，別無其他物證。清鄉督辦江孔殷曾與我以詩相契，力為我向粵督張鳴岐開脫，其他汪萃伯、盛季瑩等官紳為疏解者甚多，遂令速即自離廣州，可以不究問；並得詩友、文友的資助，我乃從容的安然返滬。時滬上報紙已載江亢虎所講社會主義，迨上海入革命軍手，江亢虎即以中國社會黨黨綱宣布報端，我即與響應，民國二年後，師復等反對江亢虎，專鼓吹無政府主義，亦時與我通消息。民十八，在舊金山猶有師復友人彼得，招待甚殷；其後始不復聞無政府黨的聲氣。但我的思想終不離佛教本位，其系統的說明，可見於我十七年出版的自由史觀。